宦官专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色，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伴生物，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因为宦官身份特殊，极易形成专权的局面。白寿彝就曾经指出：“一般来说，在皇帝勤于政事，积极有为的时候，宦官是难于插手政治的。反之，在政治腐败，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，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，染指于政，甚至左右政局。”
所以，在明朝中后期，宦官专权的现象尤为严重。
当朱由检登基后，他立即清算了太监集团，将阉党的罪状公诸于众，并将罪魁祸首发配到凤阳守皇陵。
魏忠贤去世后，又命人挖坟掘墓，将魏忠贤碎尸万段，将他的遗骸示众，以儆效尤。崇祯杀伐果决，在上台后立即对宦官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置，为当时昏聩不堪的官场带来些许曙光的同时，也使朱由检在民间收获“圣君”的美名。时过境迁，十七年后，在起义军兵临北京城下之际，朱由检又命人收殓了魏忠贤的遗体，将其安葬，墓址选在香山碧云寺。
崇祯的举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，且不说崇祯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收葬魏忠贤，此时，正值农民军即将攻陷京城的危机时刻，崇祯不将精力放在如何对敌上，竟然，还有闲工夫做一件与退敌毫无关联的事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让朱由检推翻了自己早年铲除阉党的初衷，重新肯定了魏忠贤对于明朝的功劳和价值，并且，在这十万火急的关头，分心替魏忠贤入殓呢?
明熹宗在弥留之际曾对朱由检说道：“魏忠贤恪谨忠贞，可计大事。”朱由校与魏忠贤的关系非比寻常，但排除个人关系外，朱由校恐怕还意识到了魏忠贤果断和清醒的行事作风。尤其在顾全大局、知人善用等政治问题上，魏忠贤从不含糊。而且魏忠贤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政治立场上从未“跑偏”，对大局的拿捏得十分精准，且目光长远敏锐，能够洞察国家潜在的危机。
笔者认为：魏忠贤为了巩固他在政治场上的地位，难免会做出党同伐异的勾当，向人展现出心机歹毒的一面。然而，魏忠贤有一些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，他曾在朝堂上舌战群儒，力排众议，力挺在辽阳一战失利的将军熊廷弼，并果断处罚了在宁锦一战中犯下大错的袁崇焕。更难得的是，魏忠贤大力举荐赵南星、孙承宗能臣，要知道这些大臣与宦官集团有非常大的私怨。
所以说，魏忠贤能够抛开这些恩怨向朝廷推荐可用之人，可见，他依然是个有原则的人。魏忠贤虽把持朝政，但这一时间国家被导向正轨，社会形势一片大好，辽东危机被解除。这种能力，这份功劳，是不应该被抹杀的。朱由检登基后，全国灾荒四起，饥民们聚义揭竿，后金又对大明虎视眈眈。
在这种内忧外患交织的紧要关头，朝廷需要一位能够主持军国大政的实干家，魏忠贤是不二之选。以魏忠贤的能力，虽然无法力挽狂澜将大明王朝带向中兴，但也不会使明朝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魏忠贤无疑是明朝的“续命丸”。然而，崇祯为了巩固皇权平息民愤，借着满朝文武“倒魏”的风潮，迅速对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展开清算。
能够兵不血刃地解决宦官集团，始终是崇祯标榜自己的得意之作。可惜的是，就是因为崇祯过度骄傲自满，迷信自己的抱负和能力，这才让朱由检从自信走到自傲，从自傲走到自负，最终，刚愎自用仍不自知。魏忠贤去世后，曾被打压的东林党人重新崛起。对于盛世来说，文人儒将无疑可为国家锦上添花，但在国家危亡之际，这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东林党人毫无用处。
我们不能否认朱由检励精图治、事必亲躬的事实，但是，态度与能力完全是两码事。
朱由检既无知人善用之能，又治国乏术，加上他生性凉薄，对大臣十分严苛，死在崇祯手中的大臣丝毫不比死在魏忠贤手中的大臣少。因为不信任手下的大臣，朱由检在十七年内先后调换了六十多名中央官员，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高压态势使朝廷缺乏人才，也让民间的能人志士噤若寒蝉，不敢为朝廷卖命。走投无路后他，只能培养私人势力，重新扶持了一批比魏忠贤时期更腐败的宦官。
最终，朱由检还是走上了父辈的老路，促成了“十万太监亡大明”的悲剧。
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，距离朱由检生命的终点还剩五天。崇祯在苦愁与绝望中，想到太监曹化淳的一句话：“若魏忠贤还活着，事情肯定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”朱由检终于顿悟，明白了皇兄驾崩前的那句“恪谨忠贞，可计大事”的深意。
可惜的是，这番顿悟对于崇祯来说不再是醍醐灌顶的良药，反倒成了摧毁崇祯精神意志的剧毒，不论如何魏忠贤之死已成事实，朱由检再怎么做都于事无补了。
